当年我方潜伏在蒋军内部的著名特工，有一位叫熊向晖，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、机要秘书，另一位叫郭汝瑰，是“国防部”第三厅中将厅长。
熊向晖名为“机要秘书”，实际跟“军师”承担的工作差不多，就像老蒋身边的陈布雷一样，熊向晖也曾经是胡宗南离不开的“文胆”。郭汝瑰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不但陈诚、顾祝同两人参谋总长将其依为臂膀，老蒋到各地督战，有事不带二厅（情报厅）厅长侯腾，也要带上三厅（作战厅）厅长郭汝瑰，而且郭汝瑰有时候还能独自带着老蒋书面和口头命令到前线传达，各“剿总”总司令也得给他几分面子。
熊向晖一直待在胡宗南身边，不太引人注目，而郭汝瑰却是杜聿明被杜聿明多次举报而毫发无伤，不当第三厅厅长还能当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“路路通”——三大战役后，老蒋手上的兵团番号已经没几个了，黄埔五期政治科郭汝瑰能捞到一个，已经足以让许多黄埔一期的老资格眼红心热了。
直到熊向晖归队、郭汝瑰起义，军统（保密局）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实质性的监视，就更不用说调查和抓捕了，前几天还有人质疑杜聿明向老蒋和顾祝同举报郭汝瑰无效，为啥不告到毛人凤那里，这个问题就有点意思了——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后来“参谋次长”吴石将军就是被保密局的特务发现并逮捕遇害了，熊向晖的级别显然远不及吴石，郭汝瑰和吴石虽然都是中将，但参谋次长好像还是比厅长高一点点的，至少也能持平，为何毛人凤敢动吴石却不敢动郭汝瑰？
熊向晖的级别远不及郭汝瑰，但保密局的高级特务，也就是能给他跑跑腿而已，熊向晖在《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》中回忆：“1947年3月1日近午，我从灵隐寺返住处杭州大华饭店，一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我抱拳拱手，说：兄弟贱姓王，在保密局管点事，特来奉看熊先生。我说：不敢当。心里嘀咕：保密局是军统局的新名，戴笠摔死后，郑介民任局长，毛人凤任副局长，这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？不待我问，他主动做了回答，说他今晨收到毛人凤密电，命他速查我是否在杭州。”
这个王特务来找熊向晖，可不是来抓人的，他十分热情地表示既然熊向晖来了杭州，他就要略尽地主之谊，下午陪逛西湖，晚上在楼外楼宴请，明晨安排专车送熊先生熊太太去南京，而且还会派人随行照料。
熊向晖一开始还有些警惕，以为自己身份暴露，毛人凤派人来抓他了，但看这个杭州负责特务这么客气，心就放下了一大半，到了南京，胡宗南哈哈大笑：他要进攻延安，需要熊向晖暂缓赴美留学，因为有很多文案需要熊向晖来做，但要找到已经交卸工作的熊向晖并不容易，这才想到眼线密布的毛人凤——他给毛人凤打了一个电话，毛人凤赶紧给杭州保密局负责人打电话，那些特务屁颠屁颠找到熊向晖，当然要当祖宗伺候。
不管熊向晖是不是地下党，戴笠和毛人凤都不会管，因为他们都知道熊向晖是胡宗南的人，而戴笠毛人凤跟胡宗南的关系已经铁到不分彼此也不分对错了。
原军统（保密局）总务处处长沈醉在《军统内幕·胡宗南和戴笠、毛人凤的关系》中回忆：“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，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，都要慎重处理，一般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；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，也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胡宗南和戴笠，私人之间的确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。当时凡属‘中央’系统的军队或军事机关，蒋介石是不准有自己的特务系统的；戴笠知道了，也要千方百计地抢过去，而胡却仗着他和戴的关系可以例外。由于军统特务都知道他们两人关系不同一般，谁也不敢向戴建议把它统一起来。”
胡宗南的部队中出现地下党，毛人凤根本不敢抓，这就是当时的潜规则：是不是地下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些地下党是谁的人，陈布雷的女儿、傅作义的女儿都是地下党，特务们只能替她们找理由辩解，胡宗南的人中出现地下党，他们也只能帮着把话说圆。
沈醉1947年去军统留在西安的几万包面粉，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地下党：“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，已经活动了多年，叶翔之向毛人凤请示，毛人凤复电指示，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，应先向胡详细报告，有关案卷都可送去给他看。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，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，要叶翔之不必过问；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，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。（本文黑体字，除特别注明外，均出自沈醉回忆录）”
“胡宗南的秘书”，指的当然是熊向晖，胡宗南说自己处理，实际是根本没处理，熊向晖帮胡宗南忙完延安的事情，就被胡宗南送去美国留学，并在1949年取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——那期间没有一个特务找熊向晖的麻烦。
因为熊向晖是胡宗南的人，所以不管是行动处处长叶翔之，还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，对熊向晖的事情都假装不知道，更没有直接向老蒋汇报，这就是戴笠毛人凤领导的特务机关的潜规则：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抓的不抓，很多事情看破不说破，如果抓地下党会得罪真正的军中大佬，那么就宁肯不抓。
叶翔之向胡宗南汇报了地下党情况，同时还替胡宗南打圆场：“长官太忙，哪有许多时间来注意这些事，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关系。”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：“胡宗南怕叶翔之说出去，对叶表示特别亲热。叶翔之准备赶到兰州去搜捕兰州方面发现的中共地下组织时，胡宗南马上把他自用的一架小型专机让叶坐了飞往兰州，不料飞机到平凉出了毛病，险些把叶摔死。”
胡宗南有一套自己的特务系统，要搞死叶翔之就是分分钟的事，叶翔之坐胡宗南的专用小飞机还能差点摔死，即使不是胡宗南的授意，叶翔之也知道自己要管好自己的嘴了。
熊向晖在胡宗南那里的军衔和职务并不高，但却是绝对的嫡系，这样的人毛人凤尚且惹不起，陈诚、顾祝同的心腹郭汝瑰，即使脑门上写着“地下党”三个字，毛人凤也会很头疼地假装看不见——戴笠活着的时候，或许还能在暗地里给陈诚使绊子，等毛人凤接班，军统变成“国防部保密局”，笑面虎面对军中大老虎就只能摇尾巴了：“当时在蒋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，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，戴死后，他更想趁机打击。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。陈诚的个性那么强，也特别骄横，要想化敌为友，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”
毛人凤为了讨好陈诚，连曾经因为策划兵变“清君侧”的几个土木系少壮派军官也放了：“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，毛人凤忽然想起这件事来，便立即签报蒋介石，替这几个人翻案，用来讨好陈诚。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，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，实际上等蒋介石一批准，便把他们释放了，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。毛人凤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，向陈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。”
据沈醉回忆，抗战期间，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，毛人凤每次见面都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诚打招呼，陈诚高兴就看他一眼，不高兴连一眼都不瞧，哼都懒得哼一声，而且陈诚有事没事都要把军统骂一顿：戴笠死后，陈诚更有权势，特务系统日渐式微，陈诚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，公开说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，毛人凤长叹几声不敢反驳，他只能低声下气去向陈诚“请教”以示臣服，还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，但陈诚回到南京后，照样对军统公开责骂。
毛人凤绞尽脑汁，才缓和了跟陈诚的不关系，要是他跟对“土木系十三太保”之一的郭汝瑰展开调查，前期低三下四做的工作就白费了，所以即使杜聿明跟毛人凤说郭汝瑰是地下党，毛人凤也得站在陈诚立场考虑：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，裁撤了杜聿明为司令长官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，不但把杜聿明的嫡系部队全部收入囊中，还把杜聿明的九个保安区十一个保安支队部分遣散，部分编入正规军，杜聿明举报郭汝瑰，是不是对陈诚的报复？
杜聿明当然也不会向毛人凤举报郭汝瑰，因为杜聿明能怀疑郭汝瑰，却不会瞧得起毛人凤——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出来的真正军人，向特务告发同袍的事情，他也做不出来。
以杜聿明的身份地位和脾气秉性，即使对郭汝瑰有所怀疑，也只会跟老蒋或顾祝同说，甚至连陈诚都不会告诉——他也是曾经喊过“杀陈诚以谢天下”的。
杜聿明在《辽沈战役始末》中回忆：“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，全体代表，我也在内，不约而同地大喊：‘杀陈诚以谢国人！不让陈诚逃往美国！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！’”
杜聿明和陈诚的矛盾是公开化的，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原本就不受军方待见，当然不会去蹚杜郭之争（实际是杜陈之争）的浑水，这就是当年特务系统的潜规则：大佬心腹不可查，神仙打架不掺合，毛人凤接到关于熊向晖郭汝瑰是地下党的举报，是假装不知道，还是转交胡宗南顾祝同处理？如果老蒋认为毛人凤介入了杜聿明与陈诚的派系斗争，又会有何反应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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